纪录片表现了谁的观点？要回答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从中我们能够引发出诸多深思和疑问。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在于真实性，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对现实生活进行设计和虚构，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但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同意一点，那就是“真实”不是纪录片的目的。那么，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纪录片被公认为是发现的艺术，是选择的艺术，那么，这种对生活的发现权和选择权在谁的手中？当被摄者的生活场景和言语状态用影像成组表现出来的时候，观众是在和谁对话？

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开头的那个问题有关，它涉及到了创作者对于纪录片艺术本体认识的原则性问题，需要仔细地琢磨和分析。笔者认为，要论证纪录片表现了谁的观点，至少应该解决“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三个问题，现一一阐释如下：

 

首先，谁在说？——纪录片由谁在表达？纪录片属于谁？

一部纪录片的背后无疑存在着三种力量：被摄者、创作者、观众。观众并不参与纪录片的前期和后期创作，他们要的是屏幕前的影像结果，是纪录片所想要对话的对象，所以，观众并不是纪录片的表达者，而是和影片互动的参与者。在被摄者和创作者之间我们认为：纪录片的真正表达者是导演，他们是片中看得见的第三只手。因为， “一切艺术创作就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创作者的自述，纪录片也不例外。” 纪录片是人的创作，并不是摄影机的创作，我们通过纪录片一定能够知道编导是如何想的。它和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纪录片导演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和感悟是通过客观记录、展现被摄对象的生活影像来传达的，并试图与观众形成情感交流和互动。可以说，纪录片中的每一个镜头、画面和主观语言无一不是经过导演深思熟虑和有意安排的，其目的是要表达、影射创作者的某种情绪，只是在有些纪录片中被刻意隐藏起来，不那么显露罢了。就像在采用理性手法的“直接电影式”纪录片中，观众常常会觉得摄影机的“隐藏”使得它没有介入被摄者的生活，被摄者用行动和语言阐释着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观点并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仿佛一切都客观、公正。其实，他们看到的“客观记录”的生活原状态，也不过是编导们刻意想要营造并用于呈现某种思想的方式罢了。就像张以庆认为的那样：“那些看上去很客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主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客观’的形式，而那些看上去很‘主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客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主观’的形式。”有时候，那些以“客观”到极致而闻名的纪录片往往更为主观。

 

第二，纪录片在“说什么”——纪录片的内容选择权在谁手中？

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它是无法被影像复制展现全貌的。纪录片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全面，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去记录。在纪录片中，对生活原貌进行选择和删节显然无可避免。然而，正是纪录片导演始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从记录方式上说，他（她）决定着镜头的机位、角度、运动方向；从记录内容上来说，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也是由他（她）们所决定，于是，导演们往往故意去回避现实中的某个方面不去记录或者是只突出强调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同时，在剪辑台前面对素材时，他们还将进行大幅度地筛选。可见，同样是被摄者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但是哪些能够呈现在屏幕前已经不是由被摄者来控制和决定的了。正如张以庆的《英与白》中，我们看不到片中人物对世界的真实看法，也看不到现实的开放世界，我们都沉浸在作者所构建的那个空间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其中就有一个内容选择的问题。导演故意让英和白在片中的生活空间只局限在那个武汉市杂技团内，甚至几乎只在英和白生活的小屋内，而不去记录英与他人的交往、不去记录窗外的世界。这在张以庆的《幼儿园》中及其明显，他认为纪录片导演首先要知道不拍什么，而不是拍什么。我们看到片中镜头中几乎没有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的镜头，教室外的空间被虚化处理、忽略不计，教室里的大桌子把孩子和他们的团体隔离开来，体现出一种孤独的意味。其实，这显然不是孩子们真实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他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一切都是导演自己选择、发现出来的。

 

第三：“怎么说？”——纪录片的主观控制权在谁手中？

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纪录片导演始终站在摄影机后、剪辑台前。这使得被摄者无法决定纪录片的观念走向是否和自己原先的言行一致，正如迈克尔·摩尔在《华氏911》中所做的那样，他大量引用了布什和美国各机要人员的影像资料，利用剪辑直接批评布什政府在诸多国内外大事上的无能，揭露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之间不同寻常的政治和金融关系……等等，然而，这显然不是布什自己的观点，也绝不可能是摄影机的本意，而是由导演运用主观表现方式所构建出来的意义。另外，纪录片导演的主观控制权也使得每个导演面对同样的素材所表达出的观点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最有名望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意志的胜利》，这部充满无限感召力和魔力的影片由于其影像力量的强大被视为“危险品”，“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然而，《意志的胜利》的危险碎片到了苏联电影大师米哈尔·罗姆手中却编辑成了另外一部在政治立场上截然相反的纪录片《普通法西斯》，成为了反法西斯的宣传武器。可见，“怎么说”对于纪录片而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个权力仍然掌握在纪录片导演手中，是他们的再创作，体现了作者自己的风格，而被摄者在这一点上却是丝毫无力的。

可见，纪录片的真正表达者是编导，他（她）们决定着摄影机的距离和角度，对生活进行着过滤和选择，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当然，纪录片导演不能设计和改变被摄者的行为和言语，也无法预设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被摄者仍然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和世界观，他们的行为和个性特征正是纪录片表意的有力元素，是纪录片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录片导演和被摄对象的关系十分暧昧，甚至是一种合作和共谋关系，但是，这个尺度的把握却是有赖于记录者的良知。